　　10、此句的“姊、兄”可以指出其证据：姐指韩国夫人——武氏的同母姐，因与高宗有染，被武氏毒死；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、武元爽，堂兄武惟良、武惟运——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，及武氏立为皇后，升他们的官，他们毫不领情，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。而“君、母”二字一向无解。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。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，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，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。鸩母一说，则没有丝毫痕迹。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。但在此之前，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，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，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。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，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。武氏毒死其姐，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，母因此而遭毒手。究竟如何，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。而问题也随之产生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，但可以肯定，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、公开罪恶者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。从理论上讲，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。毫无疑问，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。即使以前没有破产，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。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。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，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，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。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，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。那么，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？或曰，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——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，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，正是武则天时代，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，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，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。这里所谓功臣，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，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，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如此作派，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。据传，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，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，她以飞蛾扑火为譬，指出，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，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，因为只要是蛾类，就非如此不可。原来如此，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，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。所以，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“伴君如伴虎”之感叹，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，仍然多如过江之鲫。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，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，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。而在封建时代，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，除了入仕一道，竟再无其它出路。所谓“练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，除了皇上的“恩典”，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。就是武则天本人，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、扩大权力的。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，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，先是使用他们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，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。于是，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，它是很难垮台的。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。同时，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——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，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。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，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，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，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。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，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？

　　除了对武氏的揭露，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，即，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，为什么到李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。原来李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，遭到贬黜，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，才酿成了一场大乱。那么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，李敬业等也不会起事。于是，李敬业等人的反抗，并非只是出于公心义愤，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，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，他们动了私心私愤，最终铤而走险。最妙不可言的是，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，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。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，只要他们可以依附，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，依附不成时，才会发难，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。所谓秀才造反，十九不成。更有甚者，李敬业造反不成，自己人头落地、全家灭门不算，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。想当初，正是李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，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，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，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，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。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，多没有好下场。不知是报应，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，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。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，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，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。无论怎么说，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。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，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，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。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、品行俗劣一样，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。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，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，整个朝廷乌烟瘴气，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，常常处于下风，且人材凋零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，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，竟是无往而不利。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？当然不是。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，并为其壮大声势，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，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。于是，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，即，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，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，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，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，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，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，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。

　　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，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，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。于是，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《讨武氏书》揭示的诸多命题，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。人们沉痛地发现，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。所幸的是，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
　　骆宾王《讨武檄文》流传千古，而李敬业的讨武战争，在华夏军事史上却难觅其踪！

骆宾王

骆宾王（约619—约687年）字观光，汉族，婺州义乌人（今浙江义乌）。唐初诗人，与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合称“初唐四杰”。又与富嘉谟并称“富骆”。高宗永徽中为道王李元庆府属，历武功、长安主簿，仪凤三年，入为侍御史，因事下狱，次年遇赦，调露二年除临海丞，不得志，辞官。有集。骆宾王于武则天光宅元年，为起兵扬州反武则天的徐敬业作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，敬业败，亡命不知所之，或云被杀，或云为僧。 ...

骆宾王朗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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